此前之所以一再强调赵登用爆炸与拆迁无关

2018-08-28 09:23

事实上,从巧家县公安局局长信誓旦旦地“担保”消息披露之日起,公众质疑的声音就没有停息过。如今,昭通市公安局通报的侦破结果,不过是证实了公众当初的疑问而已。这一充满戏剧性的案情通报,也从一个侧面表明,结论不能过于武断,法律面前只可讲“证据”,不能讲“担保”,法律从来就不相信官员的赌咒发誓。

同时,还应该从制度层面深刻反省,并启动对相关官员的问责,以减少、乃至杜绝这种赌咒发誓式的风气。此前,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公开力挺“周老虎”,喊出“拿人头作担保,虎照是真的”的言论,朱巨龙后被停职,杨局长呢?

因此,当整个事件真相大白之时,不仅仅需要警方的一声道歉,还需要深入探究隐藏在爆炸案后面的深层原因,也即,新认定的犯罪嫌疑人为何对拆迁征地补偿不满?这其中有没有公权力对于民众权利的肆意侵占?

如此滥拍胸脯、赌咒发誓,一方面,反映出时下一些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习惯性的漠视证据、先入为主的做法。在他们看来,证据云云,不过是一种从属于预设结论的工具,而非通往真相的坚实台阶。

公安机关办案若想经得起推敲,首先应该讲证据,还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,只有建立在确凿证据基础上的结论才会让人信服。当巧家爆炸案尚在调查之时,公安局长杨朝邦就直接“打包票”宣布嫌疑人,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对程序的僭越。在缺乏足够证据支撑的情况下,官员的态度看起来越“坚定”,则其与真相的距离就可能越遥远。

办案还是要讲证据、讲程序,“有几分证据,说几分话。有一分证据,只可说一分话。有七分证据,只可说七分话,不可说八分话,更不可说十分话。”胡适当年论及做学问的这句话,用在这里,也是合适的。少一些“说十分话”,则这个社会就可能多几分缜密,多一些平和。

据《新京报》报道,云南巧家爆炸案此前认定的“嫌疑人”赵登用也是被害人之一,策划实施爆炸案另有其人。而那位曾用“局长的名义”和“自己的前程”担保赵登用是嫌疑人的巧家县公安局局长杨朝邦,如今却噤了声,巧家县目前也尚无官员因此被追责的消息。

其后,杨朝邦以“局长的名义”和“自己的前程”来担保的做法,更显荒诞。毕竟,局长的官帽、个人的前程不能替代作案的证据;权力的宣示也不能逾越程序正义。

文/胡印斌

另一方面,这一行为也暴露出,个别官员试图以此阻碍公众对于真相的追问,进而遮蔽真相。具体到巧家爆炸案,则当地很可能希望藉此掩盖当地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拆迁征地冲突。此前之所以一再强调赵登用爆炸“与拆迁无关”,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。